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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沈碧瑶没有回头。她站在那里，背对着他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，又擦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你说得对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几乎听不见。“狗特务。我就是那个狗特务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是说你——”陈东征走过去，站在她身后。“我是说——”

    “你不用说。”沈碧瑶打断他。“我知道你不是说我。但你说的是我的行当。是我的命。是我从十九岁开始干的事。”

    她转过身，看着他。她的眼睛红红的，眼泪挂在睫毛上，在灯光下闪着光。陈东征从来没有见过她哭。她从不在他面前哭。在湘江边上，在山谷里，在赤水河边，在遵义城里被红军围住的时候，她都没有哭。但这一刻，她哭了。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，滴在军装的领口上，洇湿了一小片。

    “陈东征，”她的声音有些哑。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当特务吗？”

    陈东征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“因为我不想靠别人。”她说。“我叔叔是沈清泉，陈诚是他的朋友。他们给我安排了路——嫁给你，当陈太太，相夫教子，过一辈子。我不甘心。我想靠自己。我考复兴社，我当特务，我去前线，我带着老魏和小陶从南京跑到贵州。我想证明我不靠别人也能活。”

    她擦了擦眼泪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“你说得对。狗特务。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像条狗。到处嗅，到处听，到处记。不被人待见，不被人信任。但你知不知道，我当特务以来，从来没有被人骂过‘狗特务’。你是第一个。”

    陈东征站在那里，看着她红红的眼睛，看着她脸上的泪痕。他的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沈碧瑶，我——”他伸出手，想擦她脸上的泪，但手伸到一半，又缩了回去。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就是嘴贱。我说的是我自己——不是，我说的是那些——”

    “你不用解释了。”沈碧瑶摇了摇头。“我知道你不是说我。但你说的话，让我知道你是怎么看我这个行当的。狗特务。在你的心里，我就是那种人。”

    她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她停下来，没有回头。

    “陈东征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当特务以来，没有害过一个好人。我记的那些东西，我写的那些报告，没有一封是针对好人的。我来独立旅，刚开始是想查你，想找你的把柄。但后来呢？我写报告了吗？我发电报了吗？我告你的状了吗？”

    她没有等他回答，走了出去。

    陈东征站在桌前，看着门口的空地。风吹过来，把桌上的文件吹得沙沙响。他用手按住纸角，看着门口，看着那道她走出去的门，看了很久。他想起她刚才流泪的样子，想起她说“你知不知道，我当特务以来，从来没有被人骂过‘狗特务’。你是第一个”。他低下头，用手捂着脸。

    “操。”他骂了自己一句。“你他妈嘴怎么这么贱。”

    王德福从外面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。他看到陈东征捂着脸坐在那里，愣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他把文件放在桌上，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停下来，回过头。

    “旅座，沈组长刚才哭着跑出去了。你们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陈东征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王德福站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，走了。

    过了很久，陈东征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沈碧瑶的房间门关着，窗帘拉上了。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那扇关着的门，看了很久。风吹过来，凉飕飕的，把槐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。他站了很久，然后转过身，走回桌前，坐下来。

    他拿起笔，想写点什么，但笔尖悬在纸面上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他放下笔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脑子里全是她红着眼睛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你是第一个。”他是第一个。第一个骂她“狗特务”的人。不是别人，是他。他想起她这些天跟着姨太太们出去，被人叫“陈少夫人”，差点忘了自己是谁。他担心她，怕她被人利用，怕她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但他用了最蠢的方式去说。他骂了她最在意的东西。

    他不知道该怎么道歉。他不会道歉。他只会躲，只会藏，只会把关心变成责备。

    他睁开眼睛，站起来，走到沈碧瑶的房门前。门关着，里面没有声音。他抬手想敲门，手停在半空中，又缩了回去。他站了一下，转身走了。

    回到办公室，他坐下来，看着桌上的文件。贺国光要来，赵猛在挑警卫，还有很多事要做。但他什么都看不进去。他脑子里全是她哭的样子。

    第二天一早，贺国光到了。

    赵猛带着三十个老兵，在城门口站得笔挺。军装是新洗的，枪是擦亮的，皮带扣是锃亮的。赵猛站在最前面，腰杆挺得笔直，眼睛盯着前方的路。

    贺国光的车队来了。三辆黑色轿车，车头上插着青天白日旗。车停在城门口，第一辆车的门开了，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走下来。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，眼睛不大，但很亮。他看了看城门口的士兵，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不错。”他对旁边的副官说。“独立旅的兵，精神。”

    陈东征迎上去，立正敬礼。“贺特派员，独立旅旅长陈东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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